引言
自然环境而言，蒙古高原西部地区发展农业的气候条件是很差的，不仅干旱而且低温，兼多风沙。其年降水量从东南部的毫米左右减少到西北部的毫米左右，年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大风与干旱同期，8级以上的灾害性大风年平均40天以上；年平均气温低，无霜期仅为-天。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除了有河水灌溉的后套—土默特平原之外，其他如鄂尔多斯高原、乌兰察布高原等地区，只适于畜牧业而不适于农业生产。然而如前所述，清代和民国时期，内地汉人和中央政府，或明或暗地大肆开垦蒙古草原。
该地毕竟处于我国半干旱向干旱地区的过渡带上，除了灌溉条件较好的后套—土默特平原之外，其他如鄂尔多斯高原、乌兰察布高原，只适于发展牧业而不利于农业的垦殖。因为在这些地区，稀缺的降水和旺盛的蒸发使地表缺少足够的植被覆盖，而植被覆盖度与土壤风蚀量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比例关系。
过度的人为活动，会破坏干旱地区的地表植被与土层结构，加大加速质地松散的沙质、沙砾质地表的风蚀活动过程，导致土地沙漠化的产生与发展。清代以来直至年后，人们在绥远地区特别是鄂尔多斯、乌兰察布高原盲目的农业开发，是造成了这里土地沙漠化加剧的根源之一。
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药材也成为蒙古高原地区重要的出口商品。这些药材当中，有甘草、大黄、肉苁蓉、发菜等，而数值最大的当属甘草。在铁路未修到包头以前，各草场所出产的甘草，先用牛车或骆驼运到托克托县的河口镇集中，然后，发往河南的甘草沿黄河船载而下，发往天津、河北、山西等地的甘草则用马车和骆驼运输。
年京绥铁路通到包头以后，绥远甘草多集聚到包头，利用现代化的火车大量地东运天津，出口海外。据统计，仅包头一站，每年转运到平、津、沪及祁州等地的甘草数量，就约达万斤。
在蒙古高原地区从事甘草、肉苁蓉、发菜等药材采挖的，是晋西北、雁北、陕北等地特别是保德、河曲、偏关三县的流民。当时，从事药材采挖的人口规模相当大，保德每年大约出去-0人，偏关约-人，河曲约0人，若遇大灾年，每个县都要超过万人，其方式也由春去秋回的雁行转为定居。
河曲人主要居住在临河、陕镇、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和乌拉特中、后旗等地，从年至年，在内蒙古定居的河曲人约有10万人。保德人分布较广，比较集中的地方是包头、固阳、东胜、五原、临河、乌拉特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哪里有甘草，哪里就有保德人”，保德人在绥远地区的甘草经营中，稳居于垄断地位。
从工作量来看，民国时期绥远甘草场子的作业半径一般为40华里，掏草工人每天要往返30-80里，每天所挖的鲜湿甘草为60-多斤。药材的采挖活动，比农、牧业对土地的危害更加严重，因为它可以直接引起土地的沙漠化。相关测算表明，每挖1公斤鲜湿甘草，就要破坏10平方米的草地（包括挖洞及挖出的土埋压周围草地）。
土地被挖过以后，植被靠自然恢复需5年以上，许多被滥挖的地方，植被尚未恢复就演变为沙丘地了。按照这一比例，我们来统算一下甘草出口量与土地沙漠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年间，天津口岸出口的晒干甘草（主要来自绥远地区），共计110737斤，折合鲜湿甘草斤即公斤（3斤鲜湿甘草，折合1斤晒干的甘草），直接破坏草场0平方米，即亩。
如果再加上年以前和年以后通过天津出口和不通过天津出口而转销到其他中药材市场上的甘草，以及采挖同样良好的防风固沙植物－苁蓉、发菜、大黄、麻黄草等所破坏的草场面积，其数目将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年前后，绥远省归绥县的黄芪、大黄、野参、赤芍、防风、肉苁蓉、甘草、蒲公英等药材，“每岁营销于津埠各地，豫、鲁商人亦有来购之者”。除绥远地区的药材采挖业日趋发达之外，蒙古高原其他区域也相当繁盛，同样在直接破坏着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
早在近代之前的乾隆年间（-年）开始，大盛魁等商号便把蒙古草原和西北地区的鹿茸、贝母、枸杞、麝香、羚羊角等珍贵药材，集运到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从而使该地发展成为西、北路鹿茸等类药材的集散地。这些药材除了供给本地区的药店之外，大量贩往祁州等地销售。
近代以后，俄国商人也通过恰克图（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商人，把大量的大黄冠以“土耳其大黄”之名，销往欧洲其他国家。仅年，俄国商人就从新疆运走了价值两白银的各类药材。
而平绥铁路沿线各站如昌平、康庄、怀来、辛庄子、宣化、西湾堡、天镇、大同、卓资山、旗下营、镫口、包头等处，皆盛产黄芪、知母、柴胡、大黄、赤芍等药材。仅包头一站，每年转输到平、津、沪及祁州等地的枸杞数量约达百万斤，甘草约达万－万斤，这些“甘草每年运销于日本为最多，美国次之，在对外贸易上极着佳誉。
在津、沪及祁州各地成庄，散销于东南各省”。从统计资料看，自清中期以降至年以后，人们在生态条件更加脆弱（指缺乏足够的河水灌溉条件）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高原上所一直进行的高强度农、牧业开发，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鄂尔多斯地区年以前的沙化面积为万亩，年增加到万亩，年又扩展到1亿亩。
乌兰察布盟20世纪末的土地沙化面积为平方公里（折合亩），砾石化面积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平方公里，盐渍化面积平方公里，总计1平方公里，占乌盟总面积平方公里的22%。
蒙古高原地区近代时期的经济开发活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该区域社会的进步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由于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心理，结果使得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并没有自觉地因地制宜，按照土地资源的合理容量进行农牧业的生产，国家和社会各界未能给该地区的人民以足够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
从而使该地区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更雪上加霜。如何正视历史和现实，认真总结近代蒙古高原经济开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因地制宜，真正做到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以保持当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包括蒙古高原地区在内的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层面应该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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